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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中医的产生与发展
如前所述，中医的产生是来自修炼人和得道者。远古时的人尊道、行道，身体可以不病。等到许多人出现病时，已是离道远了。修炼人出于慈悲心为人暂时解除痛苦是可以的，但修炼人是不会为了病人过的舒服而作这种事的，因为这会违背宇宙的法理：生命欠下的业债可以不还了。高层次生命对人作的一切都只有一个目地：让他们返回到自己原来的美好地方去。
因此，高级生命传下中医的目地不是为了人类过得舒服，而是千方百计要为人类保留一条可以進入修炼的后路，以便低层次生命将来有机会回归。神农说：“百病不愈，安得长生？”治好了病就可以進一步在修炼中向着“长生”等高层次目标前進。葛洪在其有名的《抱朴子》一书中记载了许多分别适合于常人和低层次修炼人的方药，其用意也是为希望修炼者搭一块跳板。
有些道家修炼方法中，低层次清理身体的阶段就是通过服食某些药物来实现的。其实，《神农本草经》的出现也主要是为修炼人服务的：书中的365味药被分为上中下三品，其上品大多是“久服轻身延年”、“久服不饥”，甚至能飞升行空的超常药物，只是后来的人越来越不相信修炼，许多上品药反而没人过问了。
人迷在尘海中，追求的东西往往去道甚远，一心就想自己怎样舒服享乐。这样的人越来越多时，就会反过来影响医生，使得医生们也背离了高级生命“救人心”、助其回归的初衷，而只去“医人身”、助其享乐了。于是，不同目的的中医儒、道分流就逐渐形成了。
中医儒、道分流就是在中医里逐渐形成了“儒医”和“道医”的两大流派。我们这里说的“儒医”和历史上有些人说的“儒医”还不完全同义。人们说“儒医”往往带著称赞的口吻，和称赞武将为“儒将”类似。我们这里说的是个中性名词。
初略的讲，道医和儒医的分别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：
为医的目地：一是为了救人心，助其回归；一是为了去痛苦，助其享受生活。
学医的方法：道医多有真传、秘传，所传内容不能随便公开；儒医可从任何普及性的医书去学习，一般没有秘传的部份。
诊病的方法：道医通常有一定层次上的特异感知能力，因此往往能准确的诊断、但却不能向病人直说诊断的方法；儒医一般不具备特异能力，其中许多人甚至根本就否认有特异能力的诊断方法，完全靠经验、理论的积累和分析，因此失误明显的多的多。
治病的方法：道医多有奇方秘药，治病神效，但却无法用一般人知道的“医理”去解释，有时甚至与医理矛盾，使人不敢轻用；儒医处方往往理由充分、头头是道，说起来天花乱坠，但治病效果却无法保证。
中医的儒、道分流是伴随着中医常人化的过程而产生的。在中医常人化的过程中，人们确实总结、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经验和理论，使用了越来越多的药物和剂型，但治病的效果却不象常人想象的越来越好，实际上是每况愈下。
这一趋势在公元前200年左右淳于意(即“仓公”)的医疗实践中就已经开始反映出来了：根据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所记载的仓公的二十五则“诊籍”来看，我们认为仓公还不是那种完全没有特异能力的人。只不过他当初面对的是皇上的询问，他不得不想方设法的把一切诊断结论都解释为脉象分析的结果，使得皇上完全可以接受，而不至召来“欺君之罪”。
但就是这样，他那基本上来自常人式学习的医疗能力就远不如扁鹊神授、超异的医疗能力那样神奇有效。他们之间的明显区别，司马迁在为他们写列传时就已经注意到、并且明确的指出来了。现代人由于自己作不到，就认定百分之百的治愈率是不可能的，因此就反过来夸赞不能每治皆愈的仓公“客观”，言下之意倒是每治必愈的扁鹊、华佗等神医是不可信的。其实，自从中医常人化过程开始以后，后世医家就从来也没有达到过古代著名医家的水平。
中医的儒、道分流的结果，由于绝大多数医生是儒医，因此整个社会对中医的理解和看法都受着他们的影响，从常人这一层次来看，中医就已经完全变成了常人的东西了。道医虽然还没有完全灭绝，但人数太少，已经被儒医的丛林遮蔽的无影无踪了。
这一过程并非孤立的社会现象。相反的，它是和人类社会的多方面败坏相一致的，甚至败坏的方式都是一样的：先让只有少数有道、有德的人才能作的事情常人化，使尽可能多的人参与進来，最后使人们追随多数后起者的思想，彻底的改变了原来美好东西的内涵。试看当今的人类社会吧：音乐、绘画、诗歌、舞蹈、戏剧，哪一个不是这样败坏下来的呢？
世间万物的败坏都是人心败坏的结果。要扭转、归正败坏的事物，还得从扭转、归正人心开始。因此，当人心开始回升时，也就到了清除败坏的时候了。
未来的人们心性更高，或许都是相信修炼与神仙的好人，因此未来人可能会没病或少病，就象上古时代人们还尊道、信道、守道时一样。即使有了病，也不一定用药物或手术的治疗，因为改变人的心就可能改变人的身体状况。当人们都能把握自己的心时，他们也就能把握自己的身体，那时大概连医药的概念都没有了，但愿如此！
